1776年，旅美英国人潘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常识》。当时大众对英国的忠君意识就像现在大众对美元崇拜一样盛行。拥有北美13州庞大土地的美利坚像小猫一样臣服于一个岛国。在大众彷徨之际，潘恩却洞察到只有在精神和主权上与大英帝国脱离，美利坚才可能成就大国之梦。历史证明，大国之崛起，精神上的断奶往往比物质上的超越困难得多。
2016年和往年一样动荡：人民币贬值，A股在跌美股在涨，福耀美国开厂，海外保单疯抢。如果我们也用潘恩的常识之眼，穿透虚拟资本的皇帝新衣，还原决定经济民生之后的那群人，看到的却是一只脱笼欲出的年轻雄狮。
全球最大的有车中产阶级
2016年中国汽车销量突破2800万辆，同期美国汽车销量是1787万辆。中国已经连续八年超越美国保持全球汽车销量冠军。两国汽车销量数据背后其实蕴含着比美国总统大选更为重要的大国实力的消长大势。 如果以最近十年的累计汽车销量作为一国的汽车蓄积量，那么2016年中国保有1.85亿辆已经连续两年超过美国1.45亿辆的蓄积量，更是超过了美国2007年1.7亿辆的历史高点。如果我们按五年滚动平均数来预测未来10年的汽车销量，那么2026年中国汽车蓄积量将达到2.5亿辆，同期美国可能只有1.7亿辆。 如果我们不考虑家庭因素，简单地以拥有1辆汽车粗略地定义有一位中产阶级，那么中国已然拥有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2016年中国的有车中产阶级将是1.85亿人，美国多出4000万人，2026年将比美国多出一个德国的人口-8000万人的有车中产阶级。 如果中国全球钢产量连续二十年的冠军只能说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劳工群体的话，2016年的中国汽车数据已经悄悄地揭示，世界又崛起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中产阶级和内需市场。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奠定了他三十年的持续繁荣，而现在这个故事将转移到中国。在全球资本和产能过剩的大动荡时代，购买力还是资本更有话语权呢？两倍于美国的新兴知识中产阶级 如果我们换个尺度，把拥有本专科学历作为进阶中产阶级标志，粗略地把最近10年毕业的大学生看作35岁以下的知识中产阶级，把最近20年毕业的大学生看作45岁以下的知识中产阶级。那么2016年中国35岁以下的知识中产阶级有6770万人，一倍于美国的3500万。而10年后中国的45岁以下的知识中产阶级数量接近1.5亿人，也一倍于美国的7700万同龄知识中产阶级。 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知识中产群体既是产业升级也是消费升级的引擎。他们对豪华车和海外旅游的渴望，对创业巨富的崇拜，将迅速消弭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乃至军事领域的差距。消费升级时代 在新兴知识中产阶级的引导下，2016年中国市场的消费结构在显著升级。在消费领域，以渠道和低价制胜的康师傅和娃哈哈业绩在大幅下滑，而以品质看家的农夫山泉和日清食品企业却在高速增长。贴上垃圾食品标签的洋快餐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以致寻求出售。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2016年中国海外旅游消费金额将超过1700亿美元，超越美国的1400亿美元的消费额。以落后产品来应付中国市场的企业，无论跨国还是本土企业，都在品尝其投机和倨傲心态结下的苦果。而那些以耐心和品质善待客户的企业，他们的好日子却刚刚开始。管理升级时代 如果中国只有初级劳动力而没有知识中产阶级，那么中国可能是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产业难以升级，资本积累也很难留存本土。因为知识中产阶级的存在，市场规模优势迅速地转化为本土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在2016年的汽车市场，本土品牌不但保有了40%的市场份额，而且向历来国际品牌主导的中端车市场渗透。 在技术领域，无论民营的华为还是国企的中车集团，都能生产独立专利和品牌的高端手机和高铁产品在全球销售。云南白药牙膏这样的本土产品也已稳稳占领了过去只有跨国公司才可能主导的高端日化产品。资本大国 既然庞大的知识中产阶级已然打开了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管理升级的超级循环，越来越多处于中低端市场的本土企业开始向跨国公司主导的高端市场渗透。各个行业利润都从跨国公司向本土回流的趋势已经在逐步扩散，中国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也将随之而来。 中国产业的繁荣就像草原上突然跑来一群无知而肥硕的羊群，如何在这些羊群中制造恐慌以供资本群狼吞噬？这是一件非常艺术的事情，却是老牌资本玩家所擅长的。只要握有金融和信用的话事权，石油的波动，黄金的波动，大宗商品和汇率的波动就可以像收割机一样收获各个发展中经济体艰难积累的产业利润，堆放到历史上信用安全最高的发达市场。 然而大国信用指挥棒最后的背书是全球最为强大的制造和消费市场。在1970年代，全世界用了十年的动荡和纠结最终从金本位的怀抱转投美元信用体系。那是因为美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和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才得以开启美元结算石油贸易的时代。但是四十年后，如果长期丢失汽车保有量老大的地位，美元结算石油的货币格局是否能够维持? 贪婪的资本无论如何恋旧，终将要选择附体于最有活力的经济组织。我们难以想象全球养老金会如何寄生于一个日渐羸弱的经济体而获得颐养天年。在资本领域，中国就像一个孔武有力却缺乏驾驭力量技巧和自信的年轻人，但是很快会在实践中习得驾驭金融和货币的权谋之术。资本利得税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和众多优秀企业。但是资本的贪婪也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和资本市场的动荡。发达国家同样也进化出一套成熟的约束资本贪婪的制度。通过资本利得税约束过度的投机，通过遗产税约束巨富的累积，通过养老金和保险制度让老百姓参与资本分配却免受投机群狼的吞噬。这些都是市场经济永续经营下的必要阻燃手段。 我们预计未来十年既是资本市场大发展的时代，也将是资本利得税收政策逐渐和国际接轨的十年。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资本市场，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市场，资本利得税的提升将不可回避。回归长期和价值投资考量，可能是分享中国强劲资本增值的必由之选。回归常识 2014年信璞合伙人王璟发表了《中国超级繁荣的起点》的演讲。时至2016年结束，中国超级繁荣的基石已然浮出水面。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全球最大的新兴知识中产阶级群体。这个群体将成为中国社会稳定，技术繁荣资本繁荣和货币信用的基石。就像美利坚的崛起一样，回归常识才可能建立大国自信。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投资场所只是信心问题。
